我为什么要研究雍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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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什么要研究雍正

2020-04-11 22:59:27 阅读 488

  【著书者说】

  作者:林乾(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博导,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)

  我自1984年读硕士时,即以明清史为研究方向。就清朝人物而言,康熙、乾隆乃至晚清的曾国藩,均多有涉猎与探讨。在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士期间,有幸参加戴逸、李文海二位先生主编的《清通鉴》撰写工作,本人承担《康熙朝》,完成近90万字的撰写。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。我的博士论文《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》先后于2003年、2013年,在台北正展出版公司、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  关注雍正,却是晚近的事情。2015年,我受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栏目邀请,让我讲清朝人物。中国古史的记述,大多以皇帝纪年来展开。无论是“编年体”,还是“纪传体”,概莫如此。我们研究历史,也受此影响,通常是以皇帝,特别是有作为的皇帝来展现一个时代。在选择主题人物时,我没有选自己熟悉的康熙、乾隆,而是选择了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雍正。

《雍正十三年: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》 林乾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

  一

  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。但清朝官方编纂的史书,特别是《实录》,存在诸多“不实不尽”,孟森先生称“《清实录》欲改则改,毫无存留信史之意”,他还特别指出,《清实录》“于帝王本身者,多不可信”。既然如此,研究雍正就不能以《实录》作为主要材料。为此,笔者先用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与《清世宗实录》对校,尽管二者记述“体例”有别,这样的比对存在不少“风险”,但还是发现《实录》所故意不载者甚多。举例言之,起居注记述了雍正初年廉亲王允禩与宗室大臣“逼位”,以及雍正两次“让位”的重大史事,《实录》则不载。即便同一史事,二者的记述重点也大异其趣。起居注记述雍正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,不得不防范允禩等人,一再讲允禩“大志至今未已”,《实录》则改为允禩“怀挟私心,至今未已”云云。细阅起居注,跃然纸上的是,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,他的皇位不稳,统治受到极大威胁。他在西安将军、宗室延信的密奏上朱批:朕在此三年,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。可谓真情流露。

  雍正从即位伊始,直到他去世的十三年间,把缴回朱批奏折作为一项严厉的制度来执行。他甚至命令文武百官,把面奉谕旨的内容缮写具奏或转奏,不得遗漏。由此可以推断,现存的满汉文朱批奏折,无疑是经过雍正帝“御览”后得以存世,用作“历史”的某种“见证”,而真实的历史,极可能伴随原始档案之一炬,而隐淹不见。

  笔者试图从历史的冰山下面,找出那些隐藏的所在。为此,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以雍正十年刊刻的《朱批谕旨》223人中的重点人物为纲,以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》为材料底本,编写了三十几个重点人物的档案目录,在广泛参考其他文献和近人研究的基础上,完成了《雍正十三年——一个平凡皇子的逆袭》《雍正十三年——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》上、下部的写作。

  二

 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,雍正即位时年龄最大,45岁已是人到中年。雍正自己讲,“朕向在藩邸,未谙政事,不识一人,毫无阅历闻见”,加之康熙晚年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,这给雍正的执政生涯带来极大挑战,从而他对“为君之难”也有了别一样的体味。他多次对王公大臣说:自古为君难,至于朕躬,继承大统,尤为难之难者。

  雍正的“为君难”,主要来自双重压力,一是他担当有为的志向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。传统王朝有所谓“三代现象”。雍正即位时,清朝已历两帝八十年,用他的话说,一切制度皆已创定,留给他的施展空间有限。而雍正不想做庸君,他期许自己做一代“令主”,“朕若能为令主,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,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;若朕所行不当,则并圣祖六十余年之苦心,俱付之流水矣。”“古云为君难,若祗图一身逸乐,亦复何难?惟欲继美皇考之治,则忧勤惕厉,莫难于为君矣。”雍正的“为君难”,是有作为之难。

  清朝皇帝中,康熙帝最具雄才大略,正如雍正对乃父的评价:虽曰守成,实同开创。在雍正乃至臣民的眼中,康熙是难以跨越的一座高山。雍正的每一项政策举措,人们习惯于把他与乃父对比,不时加以“苛刻”之名。但康熙晚年积弊已深,若不加以整顿,“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,非治国经邦之道也。若朕竭力整顿,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,且有加朕以苛刻之名。”雍正一再向臣僚解释,他这样做是“为万世子孙之法”。

  雍正的另一重压力,来自他即位时已届中年,他无法像乃父那样在六十多年中从容施政,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,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,查办亏空,惩治侵贪,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,换来崭新局面。但如此一来,人们又说他操切。对此,雍正一再解释说:有人议朕求治太速者。朕励精图治,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,去其怠玩,上下交相劝勉,庶抵于有成;苟此志有或弛,则庶务积而丛脞矣。朕自朝至夕,凝坐殿室,披览各处章奏,目不停视,手不停批,训谕诸臣,日不下数千百言。实欲治益求治,安益求安。

  雍正的勤政,堪称古代帝王之典范。他说雍正六年以前,昼则延接廷臣,引见官弁,傍晚观览本章,灯下批阅奏折,每至二鼓三鼓,不觉稍倦,实六载如一日。经过持续六年之久的整饬,天下庶政渐入畅达轨道。个人以为,雍正重塑了明朝废除丞相制以后的国家治理架构,极大提升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和决策水平。而他勇于破除陈规旧俗的作为,进而成为清朝特别是嘉道时期的重要政治遗产。

  三

  通过批阅臣僚奏折推进治道,是雍正时期的一大特色。现存的几万份满汉朱批奏折,是最有温度的历史记忆,也最能让我们走近雍正君臣的内心世界。雍正朱批,每折或数百言,且有多至千言者,“一字一句,皆出朕之心思,无一件假手于人,亦无一人赞襄于侧”,之所以连篇累牍,殚竭苦心,不外乎“教人为善,戒人为非,示以安民察吏之方,训以正德厚生之要,晓以福善祸淫之理,勉以存诚去伪之功”。

  雍正即位后,分别与地方大吏打招呼,详细阐述他的治国思想。元年七月,在两广总督杨琳所上奏折的朱批,最能表达他的作为。他讲了三层意思。第一,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: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国家法度纪纲,恐朕未必如皇考之宽仁容孰也。身家性命,当再三留心保安要紧。第二,朕要给你们提要求:自兹以往,若仍以因循为安静,以隐饰为爱君,以纳贿为要务,以卖法为巧宦,恐尔等噬脐莫及也。第三,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:朕不为庸愚下流之主。尔等既遇知于此时,要当吐气扬眉,明目张胆,上以报效朝廷,次以垂芳竹帛为务。

  为此,雍正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,力图根除好人政治,对庸官懒官太平官说不,大胆起用田文镜、李卫、鄂尔泰、杨文乾、诺敏等一批有作为的封疆大吏。杨文乾就任广东巡抚后,受到普遍抵制,他密奏说,这里的风气是弥缝掩饰,互相蒙混,如果整饬官方,剔除积弊,人不以为躁,即以为刻矣。这句话引起了雍正的强烈共鸣,他提笔朱批:这种风气岂止广东!在“不以为躁,即以为刻”上旁批:内外吏治之不敢实心任事者,皆此习不除之故。以朕之实心行政,尚有奸党议论,何况尔等?朕竭力剔除者,此风也。他去世前还明发谕旨,指出:如果官员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,国家岂能用这样的木偶官?如果实心为国做事,即便有错误,朕必原谅而保全你们。但如果习成巧术,只知保身远害,不肯担当,遇事推卸,此风有妨于政治,无益于国家,况将来后进效尤,其弊有不可胜言者。

  雍正的许多政策措施,如裁革陋规,破除朋党,特别是士民一体纳粮当差、摊丁入亩,无疑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,而田文镜于雍正初年任职河南巡抚,执行雍正的政策不打折扣,最为彻底,具有“改革试验田”的意义,由此也招致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音。在此,雍正坚定支持田文镜,他在朱批中直抒胸臆:朕每将河南为表标,示谕督抚。直省督抚果能如田文镜之存心行政,朕可力保。他对田文镜说:直省惟卿豫省,能如朕意行之也。卿之是即朕之是,卿之非即朕之非,其间有何区别?

  官僚政治的弊端,堪称是历代王朝的痼疾。雍正即位之初,即提出“为国家首重吏治事”。雍正十三年一以贯之的主题,就是澄清吏治。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乾隆时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评价说:雍正帝澄清吏治,裁革陋规,整饬官方,惩治贪墨,实为千载一时。彼时居官,大法小廉,殆成风俗,贪冒之徒,莫不望风革面,时势然也。

  “为君难,为臣不易!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,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,利益社稷苍生,造他日之福耳!”雍正承上启下,是清朝“盛世”的主要奠基人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0年04月11日 09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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